[6] 1982年宪法的修改在我国首次采用法律修正案的修改方式。

HYPO使用要素来界定诸如相关 、最合适 、最好 等概念。因此，在将它们作为推理的前提时，两者首先需要进一步确定化。

尽管过於简单化，Waterman和Peterson设计的系统是这个未知的领域里的一个里程碑。有很多人对这个模式表示怀疑。在西方，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人工智能与法理推理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可观的成就。人工智能研究的创始人之一的Marvin Minsky在一九六八年说过一句话，集中概括了人工智能研究的实质：让机器从事需要人的智能的工作的科学。二、人工智能与法律研究简介 人工智能(AI)是使用计算机科学的概念、程序和工具从事认知过程的科学。

但各方面都有研究在进行，有的方面已作出了可喜的贡献。人工智能的方法迫使研究者进行非常仔细的具体分析。通过执行法律而获得民主正当性的国务院，缺乏制定独立命令的民主正当性前提。

所谓国会是‘唯一的立法机关，是指实质意义上的立法必须完全由国会（以法律的形式）来规定。[79] 参见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法律法规全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14版，第14版编辑说明。其二是授权决定，即不存在相应的法律，而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方式授权特定机关制定本属于法律事项的规范。于是，俾斯麦强行改革。

[20] [日]宮沢俊義「立法?行政両機関の間の権限分配の原理」『憲法の原理』（岩波書店、1977年）161-162頁参照。[74]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事项并没有限制。

3．宪法根据的原则性 在理论和实践中一直有一种质疑，宪法允许制定行政法规，宪法的根据高于法律的根据，为什么在有了宪法根据之后还要有法律的根据呢？但即便是宪法的具体授权，从宪法规范的表述来看，也是十分原则的事项条款。同时，应当改变目前尚未制定法律的，行政法规可以……的立法惯性。自由和财产条款源于洛克等人的思想，他将自然法基础上自由和财产作为不可侵犯的人的权利。二战后，日本国宪法第41条规定，国会是国权的最高机关，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

或许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法规乃至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在德国已不再是重要术语。[73] 该法第80条第2款规定，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第五，其他法治国家的安排和一切特殊的法治国家保障也预设了法律的一般性。[13] 参见朱武献：《公法专题研究（一）》，台北辅仁大学丛书编辑委员会1991年第2版，第250-251页。

（一）独立命令的历史兴替 所谓独立命令，是指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的授权时针对没有法律规定的事项所制定的命令。法律的一般性是自由与公平的保障。

这实际上是在行政组织的双重性质之间进行必要的协调。这里例示的行政法规与民国期间所称的行政法规似有所差别，后者大致是指与行政相关的法规，可能由立法机关制定，也可能由行政机关制定。

[55] 参见李晓兵：《法国第五共和宪法与宪法委员会》，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42-45页。伊藤博文认为，紧急命令系天皇特权，以紧急公事为限。[23] 在日本，美浓部达吉也认为，增进臣民幸福的命令因系将利益提供给人民而没有法规的性质。法规一词在学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其内涵和功能的把握历来是行政法学上的难题之一。进入专题： 行政法规 行政立法 民主正当性 一般性规范 。[8]另外，这两个原则在各国宪法上也有分别不同的表现。

[69]但这种解释稍显牵强，因为没有根据宪法字样，同样可以将授权制定行政法规解释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第18项权限中。法律的受规范者、法律所规制的情形或案件是不特定的多数，所以它就变得对谁都平等适用，具备对案件处理的预测可能性，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法学词典》对法规的界定是这样的，法规是指宪法、法律、法令和国家机关制定的一切规范性文件的总称。理由在于，宪法授予国会以一般的立法权。

第二，法治国家的独特保护机制立足于一般的法规范与法官或行政机关对这类规定的运用之间的区分。[46] 《立法法》考虑到立法的现状，采取了所谓折衷态度，但实质上是肯定了职权说。

以命令权而制定法规者，殆属例外之事，且此种例外事项，亦惟于预定之限度内，得以行之有效而已。国务院没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不得立法。第73条第6项规定，内阁为了实施本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而制定政令。[75]而且，即便从我国宪法明确列举的法律来看，法律事项已不限于一般权利规范说。

对自由和财产的侵犯是法官或行政机关依据法律进行的，法律是一般前提，而非侵犯的工具。[58] 参见《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第11条（行政命令）、第12条（紧急命令）。

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如果不存在法律的根据或授权，就不能成为法源，不属于法的范畴。对于行政规则，迈耶认为，因其适用于特别权力关系之内，不具有双重拘束力，故而不是法规。

法规须以法律制定为原则。[81]但职权立法易引起在职权范围内无法律根据亦可立法的误解。

（二）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的价值 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由议会参与立法权的行使（君主立宪制国家）、乃至独立行使立法权（共和制国家），成为共识。如立法院不同意时，该紧急命令立即失效。[22] [日]碧海純一、伊藤正己、村上淳一編『法学史』（東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164頁参照（村上淳一執筆）。在不需要法律保留的领域，行政只要不违反法律便是自由的。

但立法法上的法律事项范围过窄，而且范围不清。而第38条还规定了法令条例，政府为执行其施政计划，可要求国会授权在一定期限内，以条例方式采取原属法律范畴的措施，进一步限制法律权限的范围。

[8] [日]松戸浩「行政立法と法律の根拠――法律の法規創造力の原則の意義」広島法学32巻2号（2008年10月）80頁参照。国王在宪法实行前即拥有独自决定预算的固有权力，故而在宪法没有明确限制（有欠缺）的地方，国王应当继续享有这一权力。

[15] 参见张翔：《宪法释义学——原理·技术·实践》，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这是一个发端于人民主权的自上而下的法秩序。